抑郁的好处？

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抑郁症有很多称谓，查尔斯·达尔文（译者注：就是提出进化论那位）把这些词用了一个遍。有因为“兴奋”所以“歇斯底里”；“百爪挠心”导致“心悸不适”；还有“疲惫不堪的感觉”引发”头部不适“。在一封特别悲情的信里面，他向一个“医学心理”领域的专家承认：每当他的挚爱妻子Emma把他独自撇下的时候，他就“没日没夜极端痉挛的胀气”和“歇斯底里的哭泣”。

对于达尔文的迷一样的疾病，有无穷无尽的猜测——他的病征被归罪于各种疾病，从乳糖不耐受，到南美锥虫病（Chagas ）——达尔文自己最纠结的则是他的反复出现的心理问题。他的抑郁让他“三天中有一天啥也干不了”，被自己“苦恼的尴尬”憋死。他对家族中的头脑之脆弱绝望。“这是强者的比赛，”达尔文写道，“我大概做不了啥了，只能满足于赞叹其他人对科学的贡献。”

当然达尔文错了。他的喜怒无常并不能阻止他在科学上的迈向成功的脚步。反倒是这种痛苦加快了他研究的步伐，让他从现实世界中抽身出来，全心全意的投入他的工作。他在信中讨论的全是研究给予他的救赎，这样他可以暂时的逃离开他的阴郁情绪。“工作是唯一能让我觉得生活尚可忍受的事情”，达尔文曾经这么写道，而后又强调“这是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对达尔文来说，抑郁是一个澄清视角的力量，使他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在他的自传中，他对这种悲惨境遇的目的做了推测；他的进化论被他自己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任何形式的苦痛或者折磨，”他写道，“如果长期持续，会引起抑郁且减少行动力，但能使生物在应对任何巨大或者突然的恶果时，能很好的适应保护自己。”这样一来悲伤（的原因）就好理解了，因为愉悦不够多。达尔文写到，有时候，悲伤正像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一样引导着我们做出最有利的行动。 黑暗是另一种光明。

抑郁的谜团并非它的存在——思维如肉体一般，很容易出现故障。相反，抑郁症的悖论盛行已久。相较而言其他精神疾病的十分罕见——比如精神分裂症，约有小于总人口的1%的人患病——抑郁症则随处可见，就像无法摆脱的普通感冒一样。每年我们当中约有百分之七的人将会在某种程度上被 WilliamStyrone 描述为“淅淅沥的灰色的恐怖之雨… 一场黑暗的暴风雨”的痛苦精神状况所折磨。深陷痛苦之中，我们逃避一切。我们要么不吃，要么暴饮暴食。我们对性失去兴趣；难以入眠。即便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仍旧总是感到疲倦。我们将会对死亡思考颇多。

这一疾病的持续性以及可遗传性为达尔文的新进化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抑郁是一种失调，则代表在进化时出现了一个灾难性的失误——即这种疾病阻碍了繁殖，使人们不再有性行为，也是一种形式上的自我灭亡。这一自杀性现象会遍及整个人口。在现代，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这种思维现象被冠以悲伤之名，以至于我们现在觉得，需要用药物来拯救”悲伤“。

当然，另一种观点是，抑郁症有其特别的意义，而我们的医疗干预措施正使其更加恶化。正如发烧是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对抗反应——通过提高体温，使白细胞开始战斗；抑郁症可能是人们对痛苦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因此，也许达尔文是正确的，人们承受的痛苦愈演愈烈，但这种忍受并非徒劳。

Andy Thomson 是维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科医生。他高颧骨、留着灰白胡子。他说话的时候喜欢闭着眼睛，让你觉得他非常专注。但是更多情况下，他只是倾听。32年来，Thomson 都在 Charlottesvlle 经营自己的私人诊所。“我一直都试着接待真正困难的个案”，Thomson 最近跟我说“很多人来之前都试过很多种办法，来的时候都觉得没什么希望”。刚入冬的某一天，我跟他在一起，他不时地在他手机上查邮件。应该定时跟他联系的一个病人没有跟他联系，Thomson很担心。”我从未适应如何去治疗有精神痛苦的病人。这大概是因为每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你见一个儿童期缺铁贫血的病人，得这种病的病人可能都一样。但是走进我办公室的人们，每个人的伤痛都有不同原因。

1990 年末，Thomson开始对进化心理学——也就是以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人类思想——产生兴趣。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提是，大脑拥有着庞大的进化历史，这一历史也塑造着人类的本质。人类并不是一块空白的石板，而是不完美适应下产生的副产品，连带着为了适应更新世 (Pleistocene) 时期非洲疏林草原的狩猎者，而产生的一系列思维习惯。尽管进化心理学的许多细节仍有争议——因为证明远古时代的理论从不是易事，但其中的假设已被主流科学家广泛接纳。关于进化是否塑造了人们的脑袋中运转着的“人肉机器”（大脑）也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研究者们已经继续新的研究话题，如这一塑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人们的心理特征中哪一个属于适应作用的影响，哪一个又纯属意外。

2004年 Thomson 见到 Paul Andrews, Virginian Commonwealth 大学的一位进化心理进化心理学家。Andrews 长期以来对抑郁这个迷感兴趣--- 为什么这样一个严重的疾病却同时这么常见。Andrews 有着长长的棕发和鹰钩鼻。他是个讲话之前总会在草稿纸上写个提纲的人。他回答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课题，我不想草率作答”。

Andrew 和 Thomson 对于抑郁症在进化过程中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开始定义这种疾病的思考过程，也就是沉思。（这个动词来源于拉丁语的“反刍”，用来形容牛吞咽、吐出并且再次咀嚼食物的消化过程。）在过去几十年间，精神病学视沉思为一种危险的心理习惯，因为它引导人们过度关注他们的缺点和问题，于是扩展了负面情绪。比如 DavidFoster Wallace 的短篇小说《抑郁的人》记录了意识到个人深陷于反复沉思中的状态。（Wallace 在2008自杀之前一直深受重度抑郁症折磨。）这个故事是一篇描述自我厌恶的长悼词，字里行间充斥着这样的文字：“用什么样的词汇才能形容她眼中这样唯我主义、自私自利、无底洞般抽空情感的自己呢?”抑郁的沉思一点儿也不深刻，它只不过是悲哀的无限循环。

根据耶鲁心理学家 Susan Nolen-Hoeksema 的研究，这么凄惨的思维过程可以解释有“沉思倾向”的人为什么更容易抑郁。这种人也更容易在压力大的情况下气馁。Hoeksema 发现在旧金山，自觉是思考者的人在 1989 年洛马普列塔地震后有更多抑郁症状。这些人还有思维缺陷——沉思阻挡了意识流，加上人们对自己的痛苦感觉更强烈——无数研究发现抑郁的研究对象很难去想抑郁以外的事，这跟 Wallace 一模一样。结果就是记忆和执行能力下降，尤其是任务信息量较大的时候。（这些问题在受试者首次摆脱抑郁后会消失，他们因而能在训练中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这类研究支持“沉思是没用的悲观且浪费精力”这一论点。

而 Andrews 和 Thomson 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的心智是精密的仪器，不会出现毫无意义的差错。于是他们觉得沉思还有其他用途。他们发现，沉思是对特定心理打击的反映，比如爱的人去世或者丢了工作（（达尔文在10岁的女儿安妮患猩红热去世后，悲痛得奄奄一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这一精神病医生圣经，并没有将这类刺激划入诊断抑郁症的条件，除非丧亲之痛持续了两个月以上——显然，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对精神疾病也有很大影响。Andrews 说：“沉思是挺不爽的，但它也是对真实、挫折的反映。只是当我们最需要清醒的思维时，它却乱套了。这就不太好了。”

比如说，想象一下因痛苦离婚而导致的抑郁症。沉思或许会以这些形式出现：后悔（“我应该做一个更好的配偶”），反复设想与现实相反的状况（“我要是没有出轨呢？”）或者对未来的焦虑（“孩子们会怎样调节?我有能力交付赡养费么？”“孩子们会怎么想？我是否付得起赡养费？”）的确这些念头会强化抑郁症—这正是为什么心理医生会试图停止这种循环的沉思—— Andrews 和 Thomson 好奇这些念头是否能同样能帮助人们更好准备进入单身生活或者帮助人们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Andrews 和 Thomson 认为，治疗师也应该帮助人们为单身做准备或者让人们从错误中学习。“我开始想，或许尽管你会郁闷好几个月，但它让你可以更好的了解社交关系从而使得抑郁症有价值。就算你已经抑郁了几个月，抑郁也会让你对人际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Andrews 说，“也许你意识到自己应该不那么固执或者应该更加忠诚。这是由抑郁而得出的领悟，它们可能是十分珍贵的。”

这两位科学家认为，伴随抑郁症而来的，是精神的提升。这个激进的观点在知识史上颇有渊源。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说过：“一切在哲学、诗歌、艺术、政治领域成绩卓著的人，即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不例外，都是忧郁的常客；一些人甚至受到抑郁症的折磨。”这一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兴起，让弥尔顿在《沉思者》中呐喊：“赞美你！至为神圣的忧郁/你圣洁的容颜太过灿烂/灼伤了凡人的视觉”。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们将对悲伤的崇敬推向极致。并将经受苦难视为文学生涯的先决条件。正如济慈所言：“你难道看不出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有多么重要？苦难能培育智慧，赋予它灵魂。”

但是 Andrews 和 Thomson 对古老的格言警句或诗歌辩解并不感兴趣。他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是证明沉思所带来的更好的结果，尤其在解决生活中的重大难题时。他们第一个假设集中在抑郁症的核心特征，比如抑郁症患者无法体验愉悦，或者他们对食物、性、以及社交的缺乏兴趣。比如抑郁者对食物、性和人际交往都没有兴趣也无法从中得到快乐。按照 Andrews 和 Thomson 的说法，这些糟糕的病征也有着有益的副作用，因为这些症状使患者不必面对其他迫切问题。

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他们提到，大部分需要依靠大脑的一个叫做左腹外侧前额叶（VLPFC)的区域。它在额头后方几英寸的位置。虽然这个区域与许多心智才能-如理性认知和动词连配-有关，它对于保持注意力似乎也十分重要。研究显示，VLPFC 的神经元必须持续保持活跃，以使我们专注于当前的任务，而不被其他不相关的信息所分心。另外，VLPFC 区域的损坏也被认为与多动症有关。

一些研究表明，抑郁症病人的左腹外侧前额叶（VLPFC）大脑活动增加（间接通过测量血流量得知）。最近，即将在下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中国的神经科学家们在抑郁症病人的大脑中，找到了一种在侧前额叶皮层和大脑其他部分具有“功能性连接”的脉冲。抑郁症病情越严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越活跃。一个可能的解释为，过分活跃的VLPFC区域是沉思活动的基础，能让人们专注于他们的问题。人类的注意力是一项稀有资源--抑郁症的神经效应确保这些资源可以得到有效分配。

但是，对左腹外侧前额叶（VLPFC）的依赖并不仅仅使我们沉浸于抑郁状态，它也会产生一种极具分析性的思维方式。这是由于沉思主要源自工作记忆，也即一种便笺式精神存储器，可使我们利用陷入知觉之中的所有信息来进行工作。无论是在做长除法运算或是沉思一段槽糕的感情经历,这都不太重要，当人们依赖于工作记忆时，他们就会以一种更加审慎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会把问题化繁为简。

一个并不好的消息是这种“刻意”的思维过程十分缓慢，累人且注意力容易被分散，前额皮质很容易疲惫不堪。Anderw 和 Thomson 把抑郁看作加强我们衰弱的分析能力的一种方式，让我们更容易将持续的注意力投向进退两难的困境。据 Andrew 和 Thomson 所说，沮丧情绪和左腹外侧前额叶（VLPFC）是协调系统的一部分，其存在目的在于“有效分析会引起抑郁的的复杂生活问题”。如果抑郁不存在，如果我们不应对压力和精神创伤并反复深思，我们很可能无法解决我们的困境。智慧并不是廉价的，我们需要付出或许痛苦的代价。

比如 Thomson 在治疗一个有着终身教职的年轻教授。这个病人在自己的院系里面遇到些困难。“这个人以前一直顺风顺水，但现在遇到问题了，” Thomson 说，“我很清楚地告诉他，他需要给自己些时间，想想自己接下来怎么办。他的问题就像个扎进指头的小碎片，不拿出来，就一直疼“。这个病人是应该离开这个院系？离开学术圈？或者他应该努力去解决争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Thomson 帮助这个来访者分析他的状况，仔细地考虑各种选择。”我们每次解决一个问题“ Thomson 说，”而后慢慢他意识到院系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他应该离开。一旦他有个定论，他就开始觉得好一些。”

Andrews 和 Thomson 长达 36000 字的相关论文，2009 年7月发表于 Psychological Review（译者注：心理学界影响力极大的期刊）之后，在该领域内激起了两极分化的反响。一些科学家赞同这篇论文，认为“在抑郁症重新评价上迈出了意义重大的第一步”，例如纽约大学的 Jerome Wakefield 教授，他致力于临床理论的概念构建；其他精神病学家则认为这个理论比不负责任的猜测好不到哪去，只是在洗白人类的苦难。

Peter Kramer，布朗大学的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学教授，将这篇论文比作“由一堆不怎么牢靠的木板搭起的梯子”。Kramer 一直是抗抑郁药物疗效的捍卫者——他的代表作《聆听百忧解》记述的正是服用该药物的患者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他批评那些将抑郁症浪漫化的倾向，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19世纪末对肺结核的美化。在发给我的一系列电子邮件中，Kramer 认为 Andrew 和 Thomson 忽略了那些与其革命性理论不相符的抑郁类型。“这项研究完全没有提到慢性抑郁症，和由此引发的自我憎恨、瘫痪、无助和循环反复思考。”Kramer 这样写道。此外，中风后抑郁，老年抑郁症，还有极端抑郁的情形呢？Kramer 主张，面对社会压力源，健康的反应和抑郁症患者的反应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抑郁和悲伤不太一样，”Kramer 写道，“抑郁更像是一片压迫式的扁平情感。

即使那些赞同 Andrews 和 Thomson 的“分析式沉思假说”说法的科学家们，对这个假说的细节仍保留批判的态度。目前跟 Andrews 合作写书的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 Ed Hagen 表示，虽然“分析式沉思假说”让他认同某些抑郁症状可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他仍不认为这能完全解释抑郁症。“有严重抑郁症的病人常常不修边幅，无视个人卫生，有时甚至不用洗手间，”Hagen 说。他们经常大幅度地“削减花费在照顾孩子上的投资”，而这往往严重威胁到下一代的生存。这些行为带来的严重健康后果，Hagen 说，不会被更多“不被打断的沉思”抵消。

其他科学家们，包括密歇根大学的 Randolph Nesse，认为像抑郁这样复杂的精神问题很少有单纯而革命性的解释。事实上，分析式沉思（analytic-rumination）的理论仅仅是最新的较为被接受的关于抑郁的解释。其他的理论比如说，“乞求帮助”的理论，提出抑郁是一种从亲爱的人博得协助的方式。同时，“防御信号”理论提出，社会地位的下降之后的绝望情绪，帮助防御不必要的打击。我们忙于生气的同时便无暇反击。关于“抑郁现实主义”：一些研究发现抑郁的人有更准确的现实判断并且预测未来的准确性更高。即使每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有科学依据，目前并无一者能够完全解释这种困扰无数人的疾病。其意义，在 Nesse 看来，其意义在于，如同快乐一样，悲伤也有许多功能。

尽管 Nesse 表示他很欣赏分析沉思设想，但他也表示借此表现抑郁症多样性是不可能的。Andrews 和 Thomson 将抑郁和击感染的发烧进行对比，但 Nesses 说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慢性疼痛。有时候，疼痛源自器官，”他说，“也可能是椎间盘突出或是神经受到积压，这些情况下你能应对问题的根源，但更多情况是没有来源的疼痛，疼痛本身就是功能障碍。”

Andrews 和 Thomson 在回应批评中承认抑郁是漫长的连续体，是个包罗万象的症状。分析理论式（ analytic-ruminationhypothesis）或许解释了这些有“紧张性刺激”的患者，然而并不能解释那些并无明显原因或者那些悲伤情绪几年都没有好转的患者。抑郁可以是有用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总是有用的。有时症状会急剧失控。问题是，人们把抑郁当作是必须避免或必须治疗的病。我们很想消除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并已经不再侮蔑悲哀了。

对 Thomson 来说，抑郁症的新理论已经对他的医学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那对我来说只是个石蕊测试罢了，”他说。“那些新想法有帮助我更好的医治我的病人吗？”最近这些年，Thomson 已经减少了抗抑郁剂的药方，因为他觉得药物可能会妨碍基因的自身复原，让人们更难解决他们的社交困境。“我记得一个病人到我办公室来说她需要减少她的药物剂量，”他说，“我告诉她如果抗抑郁剂能起作用就没有必要，但是她说有一些事她永远不可能忘记就算服药也不能。‘是的，那药很有用，’她这样告诉我告诉我，‘我感觉好多了，但是我的丈夫仍然是个混蛋，但是现在我至少能够容忍他。’”

重点是女人感到沮丧的原因是源于某些令她感到痛苦的事情。在药物让她感觉到好一些的同时，病情并没有真正的进展。Thomson 对抗抑郁药的怀疑在最近一些质疑药物对于至少中度抑郁症患者益处的研究中得到支持。范德堡大学心理学家Hollon在其2005年的论文中提到：他发现停止服药的抑郁症患者有 76% 的可能在一年内复发，相反，接受认知谈话疗法的患者，复发率为 31%。Hollon 的数据并不是唯一的：一些研究发现，使用药物治疗的患者病情复发率，是接受认知行为疗法患者的近两倍。“高复发率表明药物未能解决任何问题，” Thomson 说道。“事实上，它们似乎还干扰了解决方案，导致患者对他们难题的解决感到失望。这些人终身需要服药，这就好像这些人的病情是身体感染，而现在精神病学只能治疗他们的高烧。”

Thomson 讲述了一个被转介到他诊所的大学生。“很明显,这个病人是很痛苦,” Thomson说，“他无法入睡,无法学习。他有一些家庭问题”——他的父母最近离婚了——”他父亲让他去读研究生，给他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有抑郁症家族史,标准的治疗会让他马上服药。而在几年前,我会这样做的。”

Thomson 决定帮助这个学生解决困难。“你要做的是迅速完成沉思过程，”Thomas 说，“一旦你告诉人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差不多开始好转了。”他引用最近表达性书写的研究——让抑郁者就自己的感受写篇文章，显著缩短了抑郁发作时间。Thomson认为，写作是一种提高自然解决问题能力的思考。“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他说，“在很多案例中，治愈阶段又难又长，我告诉那个学生：‘我知道你很受伤，我知道这些问题看似没法解决，但其实不是，我可以帮你’。”



评价沉思分析猜想还为时过早。没人知道抑郁症是不是适应性的，或许Andrews 和Thomson 仅仅是扯了一个符合进化论但缺乏证据只能自圆其说的故事。然而，他们的猜想符合大部分对负面情绪的评估——负面情绪是情感上的回避。甩掉悲哀及其同义词可以看作是积极心理学兴起的典例。积极心理学致力于追求快乐。近几年，好些积极心理学家写了很多畅销自助书籍，比如《快乐方法论》和《真正的快乐》，都在简述“持久的满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背后的科学原理。

负面情感的新研究表示，悲哀也有一系列好处，就是最难过的情绪也有重要的用途。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 Joe Forgas 反复阐述在复杂情况中，负面情感使被试作出更好的抉择。Forgas 认为，其根源在于情感与认知相纠结的本质。悲哀促进“最佳多需求信息处理的策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看完死亡与癌症短片的忧郁的被试能更准确地判断谣言，回想起过去的事，对陌生人也没有很多成见。

去年 Forgas 冒险走出实验室，在悉尼城郊一家小文具用品店进行了一项研究。实验很简单。Forgas 在收款台摆了些小装饰品，像玩具兵，塑料动物，微型小车之类的。当购物者兴奋时，Forgas 测试他们的记忆，让他们尽可能列举有几样摆设。为了控制情绪，Forgas 在阴雨天做这个调查。他播放威尔第的《安魂曲》、Gilbert 和 Sullivan 的电影原声来强化天气的影响。结果很明显，情绪不好的购物者记住了四倍多的摆件。潮湿的天气使他们悲哀，而悲哀让他们更细心留意。

这些心智技能的提升也许也解释了创造性产出和抑郁症之间的惊人联系。在由神经学家 Nancy Andreasen 所领导的一项调查中，采访了来自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30位作者的心路历程。他们中的80%都达到了某类正规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在 John Hopkins 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 Kay Redfield 对英国作家和艺术家个人简历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情况，即成功人士患抑郁症的可能是一般大众的八倍。

为什么心理疾病和创造力这么息息相关？Andreasen 认为，与抑郁紧密结合的一种“思维方式”，能够让人们更有可能创作出成功的艺术作品。在创造过程中，Andreasen说，“最重要的能力是坚持。”基于Iowa 的样本，Andreasen 发现 “成功的作家就像是永远打不垮的斗士。他们坚持到把活儿做好。”虽然 Andreasen 承认心理疾病的重负 ——她引用 Robert Lowell 对抑郁症的描述 “不是缪斯的礼物” 并形容他是如何依靠锂（译者注：是一种金属，也是治疗抑郁的药物）来逃离痛苦——她据理力争说很多创造力得益于抑郁带来的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很遗憾，这种形式的思考和痛苦无法分离”，她说，“如果你在领域的前沿，你不可避免要受伤。”

此外还有自我厌恶的优点，这也是抑郁的一个征兆。当人们陷在螺旋形思维模式中时，他们就会无视自己的成就；心心念念的只是到底哪儿出了差错。虽然这种情况一般与回避和沉默紧紧相连——人们开始失去交流的欲望——但有些具有启发性的证据表明不快乐的状态实际上会提升我们自我表达的能力。Forgas 说他发现，悲伤与那些表达的更加清晰更具说服力的句子相关联，并且负面情绪“促成了一个更具体，更宽松并且最终更加成功有效的沟通方式。”因为我们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要求更为严格，我们就会写出更为精致的散文，字句会在我们的焦虑下被打磨抛光。正如 RolandBarthes 指出，“觉得写作是一个难题的作者才是个具有创造力的作者。”

这个方向上的研究，促使 Andrews 开始进行自己的实验，他试图更好的去了解消极情绪和分析能力提升之间的联系。他给115个本科生进行了被称为瑞文标准推理测验 (Raven's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 简称 SPM) 的抽象推理测试，它需要被试辨别一个大的图形中缺失的部分是哪块。（在任务中的表现很好地反应了智力水平。）Andrews 首先发现的是没有抑郁症的学生在参加测试后，抑郁水平反而有所升高。换句话说，仅仅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甚至是个抽象的难题——会引导出细微的恍惚，从而感觉到悲伤。不管是我们正在解决一个数学等式或者心力憔悴都不会有什么关系：要分解注意力是离不开对惆怅的分析的。这表明抑郁症是一种普通的思维过程的某种极端形式，是将我们引导到我们自身问题的某种低落的情绪机制的一部份，就像磁铁对金属的吸引。

但是，这种相似是否真的有效？垂头丧气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么？Andrews 发现抑郁情感和个人在智力测验上的表现有着显著相关的，至少一旦当被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就会这样：情绪低落与高分相互联系。Andrews 说：“结果非常明显，抑郁情感让人们能够更好的思考。”当然，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劝说人们接受他们的痛苦，去拥抱绝望带来的激励。如果说抑郁或者悲伤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聪敏，那就无视了它的糟糕之处。毕竟，发烧也许会有益处，但我们还是会服药来赶走病魔。这就是进化的矛盾之处：即使我们的痛苦是有用的，从中逃离的冲动仍是最强大的本能。